这种工作尤其表现在近两年的力度特别大，在2012年开始对党内法规进行系统性清理，然后立改废并举，该立的立，该改的改，该废的废。

因而自然就有相当部分的资深法官不能入额成为员额制之下的法官。其二，按照上海的试点做法，额内法官的工资将比一般公务员高出45%，那么承担同样职责的额外法官呢？对此，笔者认为还是存在解决之道的。

因为既然未能入额的资深法官身份不变、原有待遇不变，那么这种额外法官当然也就有主审案件或参与审案的身份与权力，这对于化解严酷的人案矛盾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员额制关系到这轮司法体制改革的成败，必须坚定不移地按照中央要求推进。面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人民法院应该如何跳出这一窘境，确保人心不散、队伍不乱、工作不断？如何在坚决推行法官员额制的同时充分发挥未能入额的资深法官的作用？本文根据中央有关领导讲话所折射出的信息，就过渡期内法官双轨制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期望对法官员额制的顺利推行和消弭因法官员额制产生的疑虑有所助益。于是出现人心浮动，有的辞职转行当律师去，有的则情绪低落找不到北。孟书记在强调坚持标准，严格控制员额比例不动摇的同时，还要求制定实施员额制方案要稳妥，充分调动广大司法人员积极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深法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审判工作的领军人物，比如审判能手、办案标兵甚至审判专家、劳动模范，在审判工作上弃用他们损失更大的是审判事业进入专题： 法律信仰 法官 法官品格 。公民让国家对他负有义务，要保障他的自由，要保障他的生存、自由与发展。

这里面的权利保障机制，应侧重政治层面或者民主层面，就是如何制度性地保障党员参与党内法规制定的权利和程序。党中央周期性地公布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目录，通过备案审查之后公布出来，就产生了正式的法律效力。草案的审核要点是什么呢？要点是要同时进行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审查。25 在改革以来的权力公开性建构中，党内党外相互促进，参见田飞龙：中国政府权力公开性的法律建构：历史、类型与制度创新，载杜钢建、赵香如主编《法治湖南与区域治理研究》第11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年版。

那么哪些情况就是触碰了红线呢？第一种情况就是与党章以及党的方针政策相抵触的，这是要被撤销的。重大决策程序，本身能否作为党内立法的议题，比如制定党内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规范党内重大决策行为，这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新中国建立之后，即1949年到1976年之间，党内法规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三）备案审查的法律效力对于备案审查程序，是有明确的法律效力规定的。它不是指一个法规的解释是与法规本身并驾齐驱的，而是法规的解释必须在符合法规本身的原则和制度的前提下，才作为法规规范体系的一部分而被纳入，从而使得法规解释与法规本身具有一体性。因为党法与国法不协调，就不能保证党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这些便构成了本文的写作主旨。改革以来党法的繁荣与国法先行以及整个国家转向常态治理的精神气质密切相关。起草的过程是否合理，草案的质量如何，将直接决定党内法规的规范品质。第三实际上就是监督规则，就是更高一级的党组织对下一级党组织的党内法规制定行为的监督，它确立的是撤销规则，就是中央可以责令改正或者撤销触碰红线法规。

这是新条例第二条的规定。而这种制度互动关系，对于总体上增强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民主性、公共性或者丰富党内立法的议题来源，增强党内立法本身对于民生或者权利的回应性，都是具有非常强的制度功效的。

如果缺乏这些组成部分，从立法法的法治要求来讲是不合法的。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回避了这些申请并转由国务院自行审查，但这一程序的成文化依然具有法治意义并成为未来可能撬动违宪审查常态化之门的制度基础。

因此对于党员来讲，对于党内制度体系来讲，义务是突出的，义务是作为本位的。我们知道所有的党内立法都是为了帮助党组织跟党员干部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总有漏网之鱼，总有不合理的规定会存在于法规之中，那么我们必须要对它进行延伸的监控和审查。这三个子原则是对正当性内涵的完备阐述，要求我们的立法既要具有民主的程序，反映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又要依照既定的法律程序和权限展开，还要具有科学理性的内涵，侧重对立法的专业性和专家知识的尊重和吸纳。具体包括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三个子原则。第六就是党内立法的简明实用。

四、党内法治：备案审查制度的优化2013年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就是对党内法规效力的一致性进行追踪性的备案、审查的一部重要的法规，是对党内法规体系的重要完善。3党政关系法治化与党的法治转型也一直是中国宪法科学4的最根本问题，不仅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是中国宪法的第一根本法5，更因为这一领导机制作为实际起作用的执政权已经形成了中国党政体系运行的丰富的制度网络6。

21党的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也充分表明，不断地建立适合其任务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保证其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取得成果的重要保障。准则相对于党章具有一定的具体化特征，但是相对于下面讲的条例和规则，又是处于基本法律的位置，规范的内容为全党的政治生活、组织生活和全体党员的行为。

四中全会亦指出依法治党是法治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关于联合发文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既是党内备案审查程序的对象，同时也是《立法法》备案审查程序的对象。

党组织与党员干部既要遵守国法又要遵守党法，尤其是要保证党法与国法的一致性。第六就是民主集中制原则。第三就是立法信息公开的全面性机制。如果不进行充分协调，在执行阶段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

也就是说除了党章以及我们前面讲的属于党内制度的规范性文件之外，其他所有的党内法规都归这一部条例来管。指的是什么呢？上位党内法规指的是党章以外，以准则、条例的形式所表现的效力位阶相对较高的党内法规。

我们发现新条例，从议题化，就是立法的规划和计划阶段，以及草案化形成阶段，立法信息公开的力度和要求并不是很明确，或者说并不是很有效，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重要方面。同时立法本身还需要具有简明实用、便于操作的特点，避免冗长繁琐。

第二就是新条例仅仅关注法规，对于属于党内制度的规范性文件没有纳入调控的范围。（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有待进展的空间党内法规制度体系还有一些有待进展的空间，既包含制度上或者程序上有待完善的要点，同时也包含党内立法议题性的重点选择。

国法体系已经建立了以《立法法》为框架的备案审查制度，而党法体系在党内立法法调整之下，也将日益完备。对于他们来讲，优先考虑的不是他们个人的权益，优先考虑的是他们参与党组织之后如何为人民服务。第四，缺乏与国法的协调意识，没有确立党在宪法与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法治原则。综上，解释了党内法规的生产流程体系，按照这个体系，可以生产出大量的党内法规。

它也不适用于省级党委以下的党组织的规范性文件。在这一共享过程中，会形成党内民主法治与国家民主法治的理性互动关系：有时是党内民主法治带动国家民主法治，但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这取决于在不同系统里面所进行的制度试验、具体制度效果以及规范化的实际进程。

第三就是与上位党内法规是否相一致。党员权利保障机制的主要含义，不是如何去关心党员的个人生活，去关心孤寡的或者说老年的党员。

一个面向1982宪法的完备的法治中国应能够运用法治原理和法治规范检验和制约一切公权力，任何遗漏或忽视都可能成为这一法治系统工程的溃堤蚁穴。它是对党的政治生活的全面规定。